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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合同纠纷律师:异议期满,无合同解除权人发出的通知

时间:2018-06-20 09:34:50

 案例

  贸易公司与门业公司签订《安全门买卖合同》。合作三月后,贸易公司向门业公司发函称,据下游买方零售公司反映,门业公司出售的安全门存在质量问题。双方未就所谓的质量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因零售公司停止向贸易公司购买安全门,贸易公司以安全门质量不合格为由,向门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门业公司回函表示不同意。

  五个月后,门业公司提起仲裁,要求贸易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贸易公司抗辩称,门业公司未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3个月内通过提起仲裁的方式提出异议,本案合同已经解除。仲裁庭经审查,认为贸易公司并不具有解除权。那么,本案合同是否已经解除?无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发出的通知是否因超过异议期而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96条第1款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

  当事人对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解除的异议制度是合同解除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系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设,旨在避免解除权滥用而导致非解除权一方遭受不当损失。合同法第96条明确了非解除权一方行使异议权的方式是通过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但对于非解除权一方提出异议权的期限未作限定,由此导致如果其不及时行使异议权,则解除合同的效力会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既不利于对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的及时有效保护,也不利于维护合同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为此,《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明确规定了合同解除异议权的行使期限,这对于避免非解除权一方滥用异议权,维护诚信的市场交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这一规定在具体适用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当事人行使解除权是否要以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为前提,换言之,解约方通知解除合同,如果非解约方未在法定或者约定异议期间内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确认合同解除效力之诉,法院是否可以不作实质审查,从而不论解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都直接判定合同解除。

  有观点认为,超过异议期后,无论解除人是否具有解除权,合同均已解除。持有该观点的人主要有三个理由:

  1.第24条意图通过当事人未及时提出异议从而推定其同意解除合同的本意。

  2.虽然此情况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任何一种合同解除方式,但是为了避免合同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应当认定合同已经解除。

  3.当事人的解除事由是否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要件,需要法院或仲裁机构事后实体审查方能判断,故当事人发出解除通知时,只要其解除事由形式上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要件,就应当适用第24条异议期的规定。用事后是否具备解除权的判断倒推当初是否具有异议权,存在逻辑问题。

  律师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1.如不具备解除权,此种情况下所谓的解除合同通知只能视为一方当事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要约,除非对方予以承诺,否则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默示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推定同意相对方的意思表示,这是民法理论界比较统一的观点。

  2.如果发出解除通知一方无解除权,对方逾期未提异议的,合同即告解除,那解除时间节点的判定会陷入悖论。如果认定异议期届满之日解除,缺乏合同法上的依据。如果追溯到解除通知到达之日解除,则相当于把“异议期限届满未提异议”作为之前发出解除通知一方解除权成就的一种事由,亦无法律依据。

  3.在一方当事人发出过解除合同通知的情况下,经事后审查确定当事人有解除权,法院或仲裁机构均将解除合同的时间归于通知达到之日,这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时点的规定。同理,经事后审查确定当事人没有解除权,因此就不存在对抗解除权的异议权,第24条不适用,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仅是针对违约行为,并不存在逻辑问题。

  律师持相反意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必须经过实质审查,如果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即使相对方未在3个月内通过提起诉讼或仲裁方式提出异议,仍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理由如下:

  1.法律解释方法

  依照文义解释和系统解释,《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是对《合同法》第96条的适用问题进行的解释。《合同法》第9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而《合同法》第93条第2款和第94条分别规定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的要件。据此可知,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当然应当具备《合同法》第93条第2款或者第94条规定的要件,并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2.合同解除的实质要件

  合同一经生效就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一道“法锁”,双方均应推进合同履行,不得随意解除。合同解除的事由必须由法律规定(或者法律允许的当事人约定),司法解释无权对此作出规定。解除权是形成权,一经通知,不需要对方同意即发生相应效果,解决权的行使必须受到严格限制。无论是法律规定的解除权还是当事人事先约定的解除权,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超过异议期法院或仲裁机构就不对是否有解除权进行审查的话,合同法93、94条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换而言之,如果异议期满合同就解除,实质上使得“三个月异议期满”成为合同解除的又一事由,这使得司法解释超越了合同法的规定,不当扩大了解除权。

  3.激励机制和社会效果

  如果不以合同法第93、94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的实质要件为前提,则当事人动辄以通知的形式解除合同,极容易导致当事人滥用合同解除权。希望摆脱合同约束的一方当事人,无论是否明知自己缺乏解除权,在投机心理驱使下更有动力发出解除通知,以求在异议期间经过后,解除原本无法解除的合同。此种情况下若要求守约方必须通过诉讼或仲裁来否认解除通知的效力,会导致守约方陷入讼累。这无异于纵容违约方通过发出解除通知的方式规避违约责任,不仅严重违反了“契约必须遵守”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造成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失衡,而且严重冲击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危害交易安全。

  上述观点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也保持一致。

  最高院研究室针对浙江省高院关于第24条的请示作出答复(2013年6月4日法研〔2013〕79号),明确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96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93条或者第94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入选《人民法院指导案例裁判要旨汇览》的(2011)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90号载明:“浦阳公司在无解除权的情况下擅自解除合同,并将房屋另行出租并交付案外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浦阳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应获得合同解除异议期制度的保护。”即,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要求解除,构成根本违约,不仅不受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保护,而且应承担违约责任。